黨史黨建

溪碧村紅色往事之真與“總理金筆”之惑丨筆從溪碧來②

發布者:lfxcw 發布時間:2019-08-02 19:16:30 閱讀:1,116字體: | |

來源:南方雜志

槍聲從南昌打響,紅旗來到了海陸豐。當革命軍隊與農民運動相結合,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就在海陸豐熊熊燃燒起來。

《南方》雜志全媒體記者丨蔣玉 李夢醒 林若川

視頻后期:陳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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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認溪碧,循流識深源。

走進溪碧村,未見溪水,只見一山碧色。《南方》雜志記者一行認真打量眼前的山邊小村:盛夏酷熱,田野間草木繁盛、白鷺悠飛,整個村子靜謐得讓人無法相信這里曾發生過那樣驚心動魄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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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老人話語質樸,采訪中反復訴說的那些“不能住”“不能走”,在記者們耳中,竟都是黃澄澄、金燦燦的初心味道。

槍聲從南昌打響,紅旗來到了海陸豐

時間回撥至九十二年前的盛夏,1927年8月1日凌晨,“八一”南昌起義槍響,宣告了人民軍隊的誕生。

1927年8月3日,起義軍按原定計劃分批離開南昌,南下廣東,希望恢復和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重新北伐。部隊溽暑行軍、向粵東挺進,在經歷壬昌、會昌、湯坑戰役及三河壩分兵等大大小小數次激戰后,部隊傷病相繼、減員嚴重。最令人擔心的是,時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身患瘧疾,情況萬分兇險。

歷史走到了一個風云變幻、危機存亡的關口。10月3日,起義軍主力在廣東普寧天后廟召開了流沙會議。周恩來發著高燒主持了會議,果斷做出了“丟掉國民革命委員會的旗幟、搞土地革命,武裝人員撤往海陸豐,與當地武裝結合”等重大決定。

會議剛結束,起義軍就在普寧的烏石地方遭遇陳濟棠和徐景唐的聯合伏擊。跟隨前委的機關和部隊被敵人壓在一個四面皆山的盆地里,情況萬分危急。

危急關頭,周恩來雖然抱病在身,仍從容地與賀龍、葉挺等同志一起指揮部隊迎敵,身先士卒,指揮部隊突圍。一場惡戰,起義軍領導機關和部隊雖然被打散、損失嚴重,但都突出了重圍,部隊余部高舉義旗,向海陸豐挺進。

此時的海陸豐農民運動正風生水起:海陸豐地委成立不久,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剛剛召開,“農民運動大王”彭湃所著《海豐農民運動報告》已經陸續連載面世,東江農民運動的成功經驗已經通過農講所的課堂陸續點燃各地農運星火……

讓革命軍隊與農民運動相結合,讓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在海陸豐熊熊燃燒起來!

時任中共南塘區委書記黃秀文的回憶文章里說,當時接到周恩來、葉挺等首長要來陸豐消息,暗下決心“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保住首長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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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碧村的周恩來指導農會工作舊址。

槍聲從南昌打響,紅旗來到了海陸豐!歷史的河流蜿蜒曲折,金筆故事的發生地——汕尾市陸豐市橋沖鎮溪碧村走到了歷史的幕前。溪碧村黨支部提供的資料顯示,1927年10月17日至21日,周恩來在當時中共陸豐縣委宣傳部長陳谷蓀的陪同下從黃厝寮來到溪碧村陳水珠家,一邊治病,一邊堅持考察和指導當地農會工作。

短短五天,能發生多少故事?答案令《南方》雜志記者驚嘆。記者在溪碧村的兩天走訪中,從當地村民和村干部的口中、從當地黨史部門歷年收集到的史實資料里,看到了一段鮮活火熱、刻骨銘心的紅色往事。

溪碧潺潺,永記不朽“水珠”

陳水珠是各種講述和文字材料里出現最多的名字。他是溪碧村一位熱心革命的農民,在農會積極分子中年紀最大,熱情公道,人們尊稱他“水珠叔”。當時,水珠叔有一間新屋在村后,只作為柴草庫房半空著。陳谷蓀覺得這屋子幽靜,便去向他借。

一份溪碧村的革命歷史口述史里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借房”的一個小插曲。

陳谷蓀提出“借房”要求后,水珠叔竟意外地一口回絕了,他說:“別的什么事我會辦到,那間房子不能住。”

“反正房子閑著……”

“我們自己不敢住,那能讓客人住!”

“你聰明一世,蒙懂一時,房屋沒人住,不通風不透氣更容易壞的。”陳谷蓀以為他珍惜房屋順勢開導。

水珠叔神秘地把嘴巴湊到陳谷蓀耳邊小聲說:“不干凈。”

陳谷蓀馬上說:“大家動手,一下子就打掃干凈了。”

水珠叔只好直說:“有圣人作怪。”

陳谷蓀哈哈大笑,他毫不猶豫地說:“那也好,讓共產黨的大將軍把它趕得一干二凈。”水珠叔只得將房屋收拾給周恩來等同志住。(后來,他們自己也搬進去住了,水珠叔說:周總理住過,“鬼屋”已變成吉宅。)

住的問題解決了,去哪里找大夫治病呢?上述口述史和現在的溪碧村支部書記陳發生給記者們講了同一個故事,也與水珠叔有關。

距離溪碧村六里路有一個大塘村,當時駐有“白軍”。村內有一位遠近聞名的老中醫盧闊,人稱闊先。但是時局混亂,闊先從不出診。如何請到他為周恩來同志治病?陳谷蓀盤算開了。

巧的是,陳谷蓀知道陳水珠與“闊先”來往甚密,就請他去請闊先。水珠叔到了闊先藥店佯裝著急,說家里人生急病,非請他親自出診不可。闊先終于破例來到溪碧村。

到溪碧村后,迫于形勢,為避免走漏風聲,也為使周恩來得到系統治療,水珠叔又開始說服闊先“不能走”,留在溪碧村給周恩來醫病。水珠叔半開玩笑地勸闊先:“我們誠實交情一世,我水珠說謊只這一次。”

闊先深明大義,欣然應允。經過三四天的精心診治,周恩來同志的病情有明顯好轉,熱退病除,精神爽快,大家連日來的憂悶情緒才得以一掃而光。

瑣城嶺上,前委書記贈筆金松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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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如梭。92年后,7月11日,陳發生帶著記者一行來到周恩來同志當年治病歇息的這間小屋。昔日“新屋”已經十分破舊,黃泥土磚,門窗低矮。屋里放了一些簡單家具用品。當年周恩來同志躺過的床,被認認真真地貼墻豎在房內左側,權做保護之意。屋子無窗,開著電扇仍悶熱難耐。可以想象,當年周恩來同志長途輾轉、身患重病的同時,還要指導當地農民武裝的工作,會是如何艱辛。而當時,國民黨的部隊就駐扎幾里路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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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角落的這張木床架,就是當年周恩來同志在陳家躺過的床。

溪碧村與周恩來同志渡海前所住的黃厝寮,雖車程較遠,卻只隔著一重山——當地人叫瑣城嶺。后來,周恩來同志病情好轉后,便由水珠叔和溪碧村赤衛隊員陳媽家(“姐夫”陳金松的父親)護送上瑣城嶺,由黃秀文接回黃厝寮等待過海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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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發生搜集的資料顯示,瑣城嶺臨別時,周恩來同志為感謝溪碧村水珠叔和赤衛隊員幾天來的悉心照顧,把自己帶在身上的“關勒銘”金筆送給陳媽家留念。至此,這支在當時十分名貴的“關勒銘”五成赤金筆就不同尋常地留在了溪碧這個山邊小村。

根據當地的史料記載,兩天之后的10月23日晚,周恩來同志等一行乘坐從海豐雇用的“一葉扁舟”,從金廂洲渚村海邊出發,次日安全抵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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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同志當年渡海的海邊。

令記者感到遺憾的是,歷史煙云深重,雖然事實大致無誤,但一些時間點等具體細節如今已不再清晰,甚至出現了不同的版本,讓人幾乎無從考證。

所幸,偉人的力量無法掩蓋。周恩來同志在海陸豐短短數日,他在病中堅持指導農會工作,給當地農會帶來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有史可查的是,送走周恩來同志之后,溪碧村委在張厝村“營盤”再樹“農工會”,擴展了農民自衛隊,掀起了革命熱潮。熱血青年群眾踴躍參加,聲勢浩大。后來,溪碧村自衛隊員還曾經多次參加碣石城、陸豐、博美、潭頭、八萬等地的戰斗。

就在周恩來同志渡海之后的短短半月之后,中國第一個紅色蘇維埃政權在海陸豐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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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埔村。

前路漫漫,山幾重水幾重。如今,一山之隔的周恩來同志渡海處所在的下埔村(黃厝寮為其一自然村)已經入選廣東省“紅色村”黨建示范工程進行重點打造,而溪碧村仍懷抱紅色往事默默沉寂,等待喚醒。

溪碧金筆的不言之言

事實上,很長一段時間來,這種“沉寂”也是歷史的選擇。當地黨史記載,水珠叔在周恩來總理渡海后的第二年慘遭殺害。那支帶著“共產黨大將軍”印記的金筆則被陳媽家小心翼翼地藏了起來,從來不敢向人說起。據家里人回憶,陳媽家老人在將筆轉交給陳金松的時候,也三緘其口,不曾透露更多細節。

解放后,革命老區海陸豐一窮二白、百廢待興。也許是忙著家里的生計、種田糊口,也許是海陸豐革命圣地遍地紅色文物、習以為常,又或許是一貫訥言的陳金松不喜張揚,金筆的來歷被有意無意地深藏進老人的心底。

歷史塵封,故事久遠,往事不言而自言。今年4月的清明節,兒孫都回來祭祖,沉浸在回憶里的陳金松對已經讀大學的孫女說:當年你舅公上學的時候,我把周總理的金筆送給他了。現在你上大學,我就沒有什么送給你了。

至此,在老人心里有意無意地埋藏了幾十年的金筆的秘密,終于被家人得知。藏,也應該應分;說,也合情合理。

7月17日,黃峨帶著金筆來到溪碧見到姐姐姐夫一家。彼此間的那份親切、那份親情,在樸素的言語間涌動著。

姐夫陳金松,比黃峨大7歲,已經84歲了。1964年時,他29歲,剛結婚4年。相隔55年,當“鵝仔”帶著那支“總理金筆”讓他回憶時,他頻頻點頭確認,表情是興奮的,而大家所期待的更多當年的故事細節,卻并沒有出現。他的聽力和記憶力都已經很不好,好幾次說:“其他都不記得了。”

作為一個史實,周恩來同志等領導人在南昌起義后通過陸豐轉移至香港,早已經得到黨史部門的確認,湖東、南塘、橋沖、金廂等鎮,都有相應的史料挖掘和整理。其中,周恩來同志在南塘留下的一條毛毯,在金廂留下的一個鐵皮保險箱,已經得到當地的重視和保護,靜靜地躺在當地的紅色文化展館里,訴說著當年的紅色故事。

關山重重,這支“關勒銘”究竟是不是我們口中的那支“總理金筆”?

溪碧村的紅色往事,厚重豐滿,破解了一些疑問,卻又帶來了新的更大謎團。

網上資料顯示“關勒銘”公司是1928年在上海創辦。如果當地史料無誤,這支“關勒銘”金筆應該是1927年10月下旬由周恩來同志贈送給陳媽家——1928年的公司如何生產出1927年的金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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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金筆尖上自左向右的書寫順序和簡化的“關”字,也令人心生疑慮——解放前,金筆尖上會書寫簡化字嗎?自左向右的書寫順序是否顯示它存在年代差錯?

見過陳金松堅定的眼神,聽過溪碧村乃至陸豐市激情澎湃的紅色故事,記者們很難去懷疑那些真摯質樸的講述。

或許網上資料有問題?我們去哪里尋找當年故事的佐證?于是,他們的目光齊齊注視向黃燦燦筆尖上的“關勒銘”三個字——1927年,是否真的有“關勒銘”金筆問世?20世紀20年代,簡化字是否已經開始使用?只有“關勒銘”能給我們答案。

于是,又一程探尋隨之展開,有溪碧村厚重的英雄歷史和“關勒銘”的疑云重重打底,尋找“關勒銘”的這一程有心結千千,也有柳暗花明。

下一站,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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